客家民系的形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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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民系形成于何时？这是客家问题研究领域极为重要而又没有得以充分论述的问题。被誉为"客家研究的泰斗"的罗香林先生对此的认识也模糊而不确定。虽然当海外有些学人比较明确地提出客家民系形成于五代至宋初，这一观点是否准确或恰切，我们姑且不论，但是，论证它的方法都基本同于甚至参照罗先生对同一问题的论述于历史学理论的范畴，这就觉得有些难以服人了。
　　我们认为：对于客家民系的缘起、形成以及发展壮大等一类问题的探讨，除了必须运用历史学理论知识外，更不能脱离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因为民系与民族的概念内涵有极大的相类性，它们之间的区别，一般说来主要是祖源的独立与从属，如果按下祖源问题不谈，那么，我们则不难发现：客家民系在历史上形成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共同经济生活"与其所属汉族特别是南方各汉族民系有较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外，其他与别的汉族民系特别是别的民族相比，都有诸多鲜明的相对独立性。鉴于这种认识，我们就有较为充分的理由认为：客家民系形成于唐末至北宋这一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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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唐未至北宋迁徒的客家先民规模具备了形成客家民系的势力。客家先民究竟何时开始从中原南迁? 这也是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不过，这不在此文论述之列。笔者据近百种客家族谱的查考中发现，中原人氏南迁真正与客家民系有明显直接关系而又成批成群的，在唐未以前起码有三次之多：一是西汉末年王莽执政前后；二是晋朝未年"五胡乱华"之时；三是唐代中期"安史之乱"时期。此中所述第一次与第三次的迁徙，是为客家问题研究者多有忽视的。笔者有机会将就此另文详述。不过，三次迁徙中以晋末那次规模最大，所以，它一向为众多客家研究者所关注和论述。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唐末以前从中原南迁而当时就已抵达闽粤赣边区这一孕育客家民系区域的客家先民人数无多，并且基本上都只迁至于赣南或闽赣边区。这点，我们用不着占过多的篇幅举例说明，从罗香林先生的《客家源流考》中对晋次迁徙的论述，所举的七种客家族谱只有二姓（钟氏迁赣州、赖氏迁南康）迁达赣南就可窥出一斑。更重要的是，这时迁于赣南与闽赣边区的客家先民，与基本同时迁于赣中以北的中原人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保持着内在而明显的连续性与同一性，所以，他们在这时根本没有条件形成独立的民系，只是可能在客观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在当地环境下的开发与生活中，为后来大规模南迁的中原汉人的到来并继续往闽粤赣边腹地延伸而成为所谓的客家民系，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但是，当历史推进到唐末，由于黄巢农民运动大规模地席卷全国，进攻与镇压的战争遍地而起，使中原人们备受战乱之苦，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原乃至长江流域的人们以数倍于前的规模纷纷随军或南逃。其中，闽粤赣边区由于荒野闭塞，不易为军事所顾，大量的流民和因战败而逃的兵士涌人其间以保全性命。罗香林先生所著《客家源流考》对这次南迁的客家先民的论述所举的20种族谱17姓氏中，就有过半姓氏是在这时迁达闽粤赣边区的。如果有人觉得罗先生为表明自己论述的权威性是在有意渲染移民的气势，因而抱有某些怀疑的话，那么，广东梅州客家联谊会与梅州市方志办新近合编了一本《客家姓氏渊源》（第一集）可作为一有力的佐证。该书据其导言所说，只是"根据近年的收集，先将保存较好、赓读较全的旧姓氏族谱，逐步整理编成这套书"，由此可知，编写者不是专为唐末至北宋那段历史时期南迁的客家先民而编辑的。它参考了近50种族谱，编辑了34姓的历史，可以说是继香港崇正总会编辑的《崇正同人系谱》之后又一部较有参考价值的客家族谱研究资料。尽管或许由于编辑者限于篇幅和有些圃于梅州本上客家人，所编世系有不少是从人梅始祖摘起，而且其中还将不少姓氏的各代迁徙时间漏缺，但是，我们将漏缺之处结合谱序（也多摘录）和对照相应姓氏的族谱给予核实，则不难发现：除了开宗明义第一姓刁氏和第二姓王氏从元代摘起且无相应谱序和族谱可查而不知他们之前的迁徙情况外，在其余32姓中，至少可以查出丘、伍、朱、何、沈、吴、范、汤、郭、曾、杨、刘、魏、罗等占总数为二分之一的16姓是在唐末至宋初迁人闽粤赣边区的。其中还不包括如黎、卢、钟等在此之前就迁到闽粤赣边区而在唐末宋初又继续迁动的姓氏。这个比数应该说是够大的，表明了这次客家先民迁徙至今日客家区域的规模之大。还值得一提的是，以后繁衍过不少客家名流的姓氏有许多就是在这段历史时期迁人客家区域的，如领导推翻封建帝制的孙中山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等，他们的祖先都是在唐末徙居赣南的；北宋名臣、著名文学家范仲淹和近代爱国诗人丘逢甲等，他们的祖先则于宋初迁人闽西宁化石壁。
　　据宋人所撰《太平衰字记》和《元丰九域志》记载：闽粤赣边区开发较迟的粤东梅县，宋初主户有1201户，客户仅367户 ；但不到百年后的元丰年间，客户已发展到6548户，而主户则是5824户 ，客户竟超出主户的十分之二。当然，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近年客家研究者颇有人怀疑这些史籍所述"客户"并不一定是指今日的"客家人"，而是指没有或失去田产的农民。我们认为：这里所名的"客户"固然不一定可当作今日客家人的来由，但它起码与唐末以来的客家人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客家先民新从外地迁来，这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马上占有田产，因而他们中大多应该是没有田产的"客户"；另一方面，在唐末至北宋时期，不断而大量迁人闽粤赣边区的只有这些客家先民。明末清初间客家名儒李世熊（元仲）所撰《宁化县志》中有一段鲜为人注意的言论："宋之户口，类分主客。主户者，土著之民；客户者，外邑之人，寄庄守米者也。"这也说明宋之"主户"指土著居民，"客户"，则为外地迁来的客家先民；而据梅县客家各姓氏族谱及有关史籍和研究成果表明，当地客家居民的先祖大多还是南宋以后迁人的。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太平寰字记》和《元丰九域志》所载的那种客家人在北宋骤增的现象，在位于比梅县更北并且在唐末宋初有更多客家先民迁人的闽西和赣南地区就更加突出了。这充分说明闽粤赣边区的北方移民在唐末至北宋发展和繁衍之迅速；同时也表明了这时徙居于此的客家先民已具备与土著抗衡并控制这一地区的力量。所以说，自唐末至北宋，客家先民迁徙于今日客家区域的规模及其发展势力，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并与外界相隔的古闽粤赣边区，已基本具备了产生一种新的民系的条件。
　　二
　　"唐未至北宋迁徙的客家先民分布基本占据今赣省的中部南部，其近者则仍淹滞于淮汝汉诸水间。" 虽然从以上几次迁徙的谱例来看，罗先生此说有些保守，但是，不管怎样，在唐末以前，尽管客家先民经历了几次中原南迁运动，但其分布于闽粤赣边区多限于邻近赣中和闽中、北的区域是可以肯定的。这说明此时南迁的客家先民不仅没有全面占据今日客家区域的能力，而且也没有在这一区域再往前伸展的意识，因而是难以在当时形成今日所谓的客家民系的。然而，到了唐未，由于黄巢起义所带来的长江以北广大地区的空前性动乱，接着又发生了长达近百年的五代纷争，致使中原及原先徙居于江南一带的人们受到前所末有的灾难；而此时南方各地平坦肥沃、易于耕种的土地已被先至者占据，并且，那些地区也因交通便利和开发较早，容易受战争的骚扰，唯剩闽粤赣边区因崇山峻岭、荒野原始而少有人烟，比较适于逃生和开垦，因此，北方移民只好选择这一地区迁移。这样，大规模的移民就潮水般涌人此地。于是，不仅原来就有客家先民居住的赣南和赣闽边区继续接纳和充实着北来的移民，而且还由于移民数量的巨大和移民心理上对北方战乱的恐惧，他们还不得不往更为偏远的闽西乃至粤东推进。因此，从唐末开始，不仅往赣南和闽赣边地的移民队伍继续壮大，更重要的是许多移民已进入闽粤交界地带和粤东北的各个县境。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如丘氏七十世于宋初由河南迁至闽西汀州宁化后，七十二世则分别徙居粤东程乡（今梅县）、蕉岭、平远等地；何氏始祖于后唐迁居闽西武平（与粤东蕉岭、大埔相接）后，儿辈分别徙居闽西长汀和粤东河源、海丰等地，孙辈则分别徙居赣南会昌和粤东大埔、兴宁等地，到曾孙辈又移居梅县；而范仲淹之孙除继续留居祖地闽西宁化外，还有徙居闽西汀州之清流的；黎氏此时也到了闽西长汀和上杭；钟氏则于北宋神宗时已迁至闽西武平、粤东长乐、兴宁和蕉岭等地......总而言之，到了唐末至北宋之时，客家先民不仅遍布于闽粤赣边区，而且还从该区域不断蔓延和拓展，这种现象表明：客家先民在此时已经能够抗胜当地的土著居民，同时已有适应在当地生存与发展的意志与能力，并且开始了在当地重建家园和发展事业的行动。这种坚强的外在力量与进取的内心需求，结合自己从中原携带而来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必然能够在原始落后的古闽粤赣地区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明，从而在这一不易受外界影响和干扰的新天地里形成一种自成一体也即为今日所谓的"客家民系"的新的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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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唐末至北宋客家话与客家一些重要文化事象已经开始形成众所周知，汉语从古代汉语发展到近代汉语再演进为现代汉语，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变化明显的过程。然而，客家话从古代中州汉语演变而来，却基本在北宋时期就已中止变化而定格了，正如方言研究界人士所说："中唐以后这样大量北方人民进入江西，使赣客语基本形成。"譬如，在声母方面，在唐以前，中原语言的声母有36种，而到宋代，据周德清《中原音韵》指出，只剩下21种左右。这与现代客家话的声母数目基本一致，如被认为"客家话的标准音"的梅县客话，其"声母也不过24种"；而闽西客家也只约23种。至于在韵母、声调方面，如果将客家话与《中原音韵》整理出来对照，也显得基本相同。这方面的问题，台湾著名客家问题研究者陈运栋先生在其著作《客家人》第三章之第二节中有详尽的剖析；而在词汇方面容家话所表现出的与宋代语言的相同，则已有更多的研究成果说明了，因此，在此不再赘述。
　　于客家地区今日仍然保留并为客家人遵循的一些重要的文化事象，它们也多形成于唐末至北宋。在此，我们举最为突出和盛名的土楼建筑、重视文教和客家山歌作为例证而加以说明。客家土楼的产生，固然有不少原因，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即是对现实御敌的追求。古闽粤赣边区在客家人迁来之前，几乎都是原始荒野的山地丛林，不仅有众多凶猛的飞禽走兽，更可怕的是还有好斗善武的山地土著，正如《嘉应州志》所说"舍瑶杂居之处"。这些土著居民对于新来而文化迥异的客家先民，自然是充满警惕与敌意，因而"每凭险峻地势，袭击新来的客人"。此外，还由于当"山贫地瘠"、"山多田少"，随着人口的不断递增，开垦和谋生自然会发生困难；加之远离朝廷，国法难及，难免有一些好闲不法分子扰乱抢掠。所以，客家人为保护生命与财产的安全，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建筑具有良好防御性能的住宅的需求，就随着他们进人生存条件比前更为艰苦的闽西、粤东之后而产生了。这方面我们还能找到一些物证，如目前发现最古老的客家土楼--闽西永定县湖雷乡的"大楼厦"，就"至迟在北宋时就已建成"。据有关资料表明：这是一座由方、林、易、章四姓合建的土楼。这说明客家先民在唐未至北宋深入闽粤赣边区之初，尽管各姓人口不多，经济有限，但为了防御，不得不联合多姓人氏，同心协力共建土楼以防御盗患。
　　尊师重教、崇尚文教是客家地区很重要的一种文化事象。所谓"文化之乡"、"人文荟萃"、"教育发达"等美誉，即就此而言。之所以产生这种风俗习尚，是因为客家先民不乏为中原有身份的人氏，向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来到贫穷落后的闽粤赣边区后，又因当地耕种困难，不能不从事仕宦与经商等行业以求更好的出路，而这些行业都是离不开文化知识作为资本，所以，重视文教在客家地区蔚然成风。这种文化事象至迟在北宋时就已出现并具规模。据史志记载：北宋谏官刘元城（安世）于哲宗元年贬谪梅州之前，当地就有一"士"人，当时以文名冠于岭南的蓝奎、古草、应举等都出现于此地。接着，刘又在当地"聚士讲学"，更推助了当地读书风气的波澜，以致至北宋末年闽人方渐知梅州时，当地已形成"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的局面。而开发更早、历史更长的闽西、赣南地区更是如此。据《汀州府志》记载：当地在真宗时就已创办了儒学，并取得丰硕的成果；《赣州府志》与王安石《虔州学记》则载：赣南地区的州县学校兴办于仁宗年间，北宋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周敦颐及其两位高足程颐、程颖兄弟都曾在此讲学。因此，有宋一代，闽粤赣边区人口虽不稠密，但却共出了进士近300人，其中汀州10人，赣州120人，梅州10人。而此之前，这一地区总共只有5名进士。所以，这个数字对于历史不长的客家地区来说是非常庞大的，这完全是重视文教所致。
　　至于客家山歌，固然是受许多因素影响的产物，但其中主要还是因唐诗宋词尤其是七言绝句的影响而于唐末宋时基本定型。这点，我们从客家山歌几乎全是七言四句并合唱就可知大概。在中国汉族其他民系的民歌中，句式与字数都没有像客家山歌那么整齐规范的，它们中即使也有七言四句的形式，但绝没有客家山歌那样突出和普遍。而从更深层次的声调韵律方面探究，则更表明客家山歌与七言绝句的关系之密切。我们知道：七言绝句的格式有如下四种：
　　1．厌起平韵：
　　（丨）丨一一（丨）丨一，（一）一（丨）丨丨一一；
　　（一）一（丨）丨一一丨，（丨）丨一一（丨）丨一。
　　如首句不韵则（丨）丨（一）一一丨丨
　　2．平起平韵：
　　（一）一（丨）丨丨一一，（丨）丨一一（丨）丨一；
　　（丨）丨（一）一一丨丨，（一）一（丨）丨丨一一。
　　如首句不韵则（一）一（丨）丨一一丨
　　3．仄起仄韵：
　　（丨）丨（一）一一丨丨，（一）一（丨）丨一一丨；
　　（一）一（丨）丨丨一一，（丨）丨（一）一一丨丨。
　　4．平起仄韵：
　　（一）一（丨）丨一一（丨），（丨）丨（一）一一丨丨；
　　（丨）丨一一（丨）丨一，（一）一（丨）丨一一丨。
　　由于仄韵易与四句古诗相混，并且声调比较急促，而七绝声调又讲究抑扬顿挫，所以，诗家创作七绝往往用平韵而极少用仄韵。客家山歌由于多在深山大河隔山对河而唱，必须讲求悠扬平缓以助对方听清，因此，也多采用平韵歌唱。无论是第一句起韵或第二句起韵，都是如此，并且第三句（第一句不起韵，也是如此）都是仄韵，奇妙地与七绝要求相吻合，如：嫁人要嫁读书郎（一），斯斯文文好风光（一）；有朝一日回家转（丨），十担行李九担香（一）。入山看到藤缠树（丨）出山看到树缠藤（一）；藤生树死缠到死（丨）树生藤死死也缠（一）。
　　当然，客家山歌中也有不少不像所举例子那么韵律规范，而是"近于词曲"。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赘述。但是，普遍表现为以上形态的现象，则完全是因为它们成型于唐末未至北宋之时是可以肯定的。这是因为：客家人多于唐末宋初迁来，他们一方面受到唐代那种"上自帝王将相，下到贱民阶段的妓女奴婢，都有成熟的作品"的全民创作诗歌的风气熏陶；另一方面又领略了随唐未诗道正宗而兴起的词曲风貌。也正因为客家山歌形成于这一时代，备受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辉煌的创作形式和风气的感染，因而才使它历来受到客家问题研究者和民间文艺工作者的关注与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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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唐未至北宋迁徙的客家先民心理上开始安于立足闽粤赣边区无论是客家人在唐开至北宋占据闽粤赣边区，还是客家话与一些重要的客家文化事象出现于唐末至北宋时期，这些现象的根源都离不开当时客家移民的徙居心态，以及决定其的社会现实。我们知道：客家先民从最初由中原南迁，其原因主要是为了逃避中原的社会动乱（其中主要是战争）所带来的压迫与灾难。不论是西汉末年的迁徙，还是晋朝末年的南迁以及唐代中期的南徙等等，基本都是如此。可是，唐末以前这些社会动乱的规模及其给人们带来的灾难程度，都无法与唐末那次波及全国的黄巢起义及因之引起的官军大规模镇压相比。所以，在唐末以前，不仅中原人们避难无须也不可能一口气跋涉太远，而且，荒蛮的古闽粤赣边区尤其是闽西、粤东一带，对于习惯处于开发已久、文化发达和先进地区的中原人们来说，也是大多不敢轻易间津的。因此，在唐末以前，南迁的中原移民至多只满足于迁至赣南及闽赣边境，再深入一点就不必和不敢了。更重要的是：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那种安士重迁和念祖思家等因素的影响，在唐末以前，即使南迁至赣南及闽赣边区的为数不多的中原人民，也还有不少不安于徙居之地的生活而抱着北归乃至重回故里的企望。如朱氏甘二世于东晋"徙居南康（赣南境内）"，至甘九世于梁朝又"由南康徙居吉安（赣中）"；而丘氏则于"东晋五胡之乱，渡江而南，人闽南（按：实为闽西）而汀之宁化石壁"，到了梁代又"迁回河南"。所以，这种徙居心态，当然是不会使他们不遗余力地大规模迁至今日客家区域的）更不可能使迁于此地的少数中原人们自觉地适应当地生活和开发当地的生存空间，并从而将自身改变为有别于故土人们的新的民系。但是，唐末那次席卷全国的浩劫，以及随之而来的五代纷争，不仅使中原乃至长江流域的人们无法在故土安身而别无选择地朝荒野原始的闽粤赣边区逃生，而且粉碎了那些先居于此的客家先民乃至此后迁来的中原人民安土念祖的梦幻。在这时，他们不可能不总结一下以往几次迁离故土的原因与规律，从而认识到北方自己的故土实在是用武多灾之地，并因此萌生出与其经常经受迁徙的波折和不断修缮故园的徒劳，倒不如干脆在新的安全之地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营建新的家园的理想；而此时，中原外境的辽、金部族又日益强大，正虎视眈眈地觊觎中原；中原之内又霸玉四起，你争我夺，互相攻伐，这些对于受尽战乱之苦的中原移民来说，难免感到寒心和恐惧。所以，唐末之后南迁的客家先民不仅没有太强烈的北还愿望，甚至可能有远离危机四伏的故土的意识。特别是当那些移民越过绵长高峻的武夷山脉而达闽西宁化之后，由于这一地带道路险阻，跋涉艰难，客观上又增加了北归的不便，这又给北归之愿泼上一盆凉水。而闽粤赣边区虽然有荒凉原始、交通不便和文化落后等诸多不利，但也有因之而使当地少有战火而比较安全的有利因素；更重要的是，南方别的区域在此时都被以前的移民开发占领，而闽粤赣边区却幅员辽阔，人烟稀少，并且水利资源极为丰富，有巨大的开发和生存潜力，只要充分利用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技术并付出一定的勤劳和汗水，是足以在此安宁地生存并重建家园的。正如温仲和所纂《嘉应州志》中引《图经》所说，梅州在客家人迁达初期，"土旷民情，而业农者鲜，悉藉汀、赣侨寓者耕焉。故人不患无田，而田每以工力不给废。"因此，无论从自身迁徙历史与经验的总结，还是对故土社会形势的正视，以及对徙居之地自然条件的理性认识，都会使唐末以后南迁至闽粤赣边区的客家先民安于在此重建家园。无数客家族谱都把进入宁化那代作为自己族系的始祖，就表明这时的客家先民具有忍痛而甘愿割去原来祖源而自觉更新的主观意识。有了这种心理动力，客家民系自然就会在自觉实践中而得以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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