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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百科] 孤独的缪斯与科学家:评《围屋里的宗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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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8 18:03: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景燕春

  何国强撰写的专著--《围屋里的宗族社会:广东客家族群生计模式研究》(以下简称《围屋》),近期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这呕心沥血,历时七年(1995-2001),洋洋25.5万言的民族志著作的面世,实为客家学界的一件喜事。本人有幸先睹此书,感觉犹如夏日里拂来一阵清风,它不仅给人美的享受,而且给以实在的知识和深刻的启迪。比之以往的论著,全书包含着颇多闪光点。
  一、 重树主要研究对象
  客家研究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历时八十年,到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的出版,登上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高度。罗香林之后,客家研究沉默了一段时期,之后为改革开放的春风所唤醒。但是,直至九十年代初,客家研究基本上还是重弹旧调,怀旧历史。研究对象还是定位在客家来源等族体和其他五花八门的文化表层问题;研究方式仍以文献为基础,进行溯源式或综述性的一时一地的研究。1990年以后,这种状况逐渐得到改善,实证性的论著开始出现,但并不多见,寻找客家文化底蕴、注意深层结构和功能差异的论著仍然稀少。尽管前辈学者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中曾提出要研究客家人的生计方式,而且他也就此做了讨论,但与他关于客家人的族源和迁徙主题研究相比,其广度、深度和力度均有所不及。
  《围屋》的作者认识到,实证性的研究之所以不多,一个主要的因素,是实证性质的课题尚未被挖掘出来。因而,他突破传统的窠臼,从惯常专注于客家起源这一形上实体的探讨,大胆转向实证领域。他把客家文化的血肉与骨骼在逻辑上作了二分,瞄准文化的根基,先从文化的骨骼入手,而非先建构文化的血肉。文化的根基就是文化承载者的生存策略,全部客家文化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他先行建构客家人的生计模式,使客家文化能够站立,双脚走路。作者以这种方式挑战传统,为客家文化的研究另辟了一条奚径。
  研究广东客家农民生计模式的意义何在?广东客家农村,各地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的时间长短不一,生产力都还没有达到能够与自然抗衡的阶段,因此,天气、土质、作物生长类型等生态因素所起的作用比在工业社会重要得多;社会主义实行的时间不长,环境对人的限制以及人对环境的消极适应和积极改造仍然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研究广东客家的生计模式,不仅可以展示占中国大陆客家总人数和总县数三成半强的客家文化适应的多样性,而且可以给整体客家文化的解释提供一个新视角,揭示客家文化机体在不同条件下的生命力。
  二、整体观的运用
  客家文化是一个大全,具体到这个大全的某一部分或者某一方面,它们依然是由次一级的不同成分所组成,仍然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客家文化具有不同的形式与内涵,要达到对它的准确认识,必须坚持整体论的观点。
  在中国大陆,客家分布最广的省份当推广东,描述和概括广东客家的生计方式,自然要立足于全粤省。
  客家落籍之处,大都是地表起伏不平的地方。广东有"七山一水两分田"的俗语。全省的土地面积,三成为山地,三成为丘陵,一成为台地,三者相加正好等于七成;而分布在全省各地的河网、水库和水塘面积仅占地表的一成,平原则占二成。从这个比例来看,山地遍及全省,而粤之北、东、北、西北和粤东的山地最多,中部的五邑也有山,例如鹤山市境内为丘陵,台山市沿海几乎全是丘陵。"无山没有客,无客不住山",在珠江三角洲广府文化区有丘陵的地方也住着少数客家,在韩江三角洲福佬文化区也有类似的情况。作者按地貌差异,结合各地占主流的生计方式,将全省客家聚居区归为三类:(1)纯农业的山区和半山区;(2)工农业并举的平原和台地;(3)渔农业兼顾的海岸与海岛。他选取了4个调查样点进行参与观察,每个样点由若干个客家村组成。由于山区客家人口多于平原、台地和海岸山地,他在山区安排了2个调查点,一个在粤东北山区,一个在粤北山区。另外2个样点,分配在粤东北半山区,粤中海岸山地。整体观的方法是科学的,由几个样点综合而来的结论显然要比单个样本的透视全面得多。但这样一来,无形之中也就增加了作者的工作量。然而这是值得的。因为通过这一设计的实行,作者奉献给我们的是客家人异彩纷呈的谋生策略和方式。这种将几个地点的调查相结合的做法,与博厄斯学派认为这只会增加而不会降低人类学的科学性的观点也是一致的。不仅如此,这四个点涵盖了客家、广府、福佬和瑶族等诸群体,动态的展现了客瑶、客潮、客府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在阐述生计方式的同时描述族群关系,为人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三、异文化与本文化的转换
  以往客家学的论著大多出自客籍人士之手,作者们沉浸在本文化的氛围中,一次又一次的体验着熟悉的家乡情怀。熟悉的事物易于使人产生深刻的理解。然而,"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熟悉的事物往往容易被熟视无睹、见怪不惊。客籍研究者对本文化的语言、习俗等许多东西的认知无疑大大超过外族人士,可是,这种熟悉更多的是表面性的,如果要深入去研究,可能缺乏兴趣。《围屋》是一个非客家人士的研究所得。作者的专业是人类学,人类学工作者既可以用这门学科研究本文化,但是更多的场合,却是用它来研究异文化。作者以人类学工作者和非客籍这双重身份介入客家文化,他获得的新鲜刺激是巨大的和持久的,从而激发了他要去探寻客家文化奥秘的冲动,并可以从中不断地获取力量以保持好奇心。作者认为,马林诺夫斯基研究了初布兰岛,写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这本民族志的最大特点,就是"用当地人的方式去理解他们的世界"。他决心以马林诺夫斯基为榜样,于是居住在客家农村,学习客语,观察客家农民的生产与生活,记录他们的历史,参加他们的祭祀。他不但能够以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为认识工具,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大量的有价值的文献为补充,对所收集的材料进行客位的解释,而且,当他对客家文化有了深厚的感情的时候,这种文化就潜移默化地变成作者本文化的一部分了,于是,他能够主位地诠释他所收集到的文化符号,作深度理解和阐发。研究对象不变,但对于外族研究者而言,对象的性质出现了自由转换,异己的变为内生的,并且可以将其还原为异己的,再变回到内生中去。这种转换是大转换,即不同文化系统的转换,而不是小转换,即同一种文化系统中的局部的转换。这种大转换
  是本文化的研究人士难以领略的。有了这一转换,《围屋》的作者也就能够把为不少人不屑一顾的大量谋生样式层层铺垫,娓娓道来,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客家人生计模式的图卷,作者和读者共同分享研究的无穷快乐。更重要的是,《围屋》的民族志资源具有不容怀疑的科学价值,我们可以分辨出哪些材料是由直接观察与当地人的陈述和解说得来的,哪些是作者在他的普通判断力和心理洞察力基础之上的推论。这正是马林诺夫斯基在上个世纪提出的衡量民族志科学性的标准。
  四、汉族与少数民族研究,理论、田野和文献的结合
  作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师队伍中的一员,作者的研究继承了该系固有的学术传统,这一点尽管理所当然,却也耐人寻味。这个传统就是既研究少数民族,也研究汉族,并注意二者的结合;既重视理论训练,也重视田野调查,同时重视文献和考据,并且将三者有机的结合。作者曾三次只身前往西藏南部江雄河谷从事田野研究工作,在境内外发表了相关论文。他还有研究粤北过山瑶的经验。这些积累给作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背景,使他能在不同的参考系之间,对客家生计方式进行多向比较(例如,与谋生策略有关的婚姻、家庭、兄弟关系、族群性格,如此等等)。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反之亦然。这种有效的比较加深了他对汉族社会的理解。
  《围屋》同时还集中体现了作者理论、田野和文献三结合的深厚功底。作者很好地扮演了田野资料收集者和体会者的角色,他把大量来自田野的资料带回研究室进行分析,寻求解释。全书共有45个插图,除个别的是采自他人的成果之外,其余全部是作者亲自绘制的。全书有19个表,所有的数据均来自田野调查。有11帧照片(包括封面和封底),全是他从田野中拍摄的。它们在证明《围屋》内容的真实性的同时,也证明了作者作为人类学工作者应有的素质。这些资料不是久远的历史足迹,而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现实。作者对田野中的故事、神话、传说也没有忽略,择取典型的作为附录。这些材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客家人在人口生产、家庭类型和规模、婚姻状况、工具、居住、农事、农工商各业等方面的特点。它们反映了作者田野调查的深度和广度,也反映了作者驾驭理论与方法的能力,因为材料的收集、整理和提炼均离不开认识工具,这些工具,有文化生态学的、有族群的、有文化唯物论的、有新进化论的,还有结构主义的和功能主义的,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人丰富多彩的"谋生世界"得到全方位的探索。
  五、见物也见人
  技术、工具、屋宇等是物质文化,组织是制度文化,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承载者和使用者。在华南汉族农村,人的组织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宗族和村落,而村落有单姓村与复姓村之别,因此,村落往往和宗族是合一的。很久以来,宗族是广东汉族农村社会制度的核心,也是广东客家应付环境的有效组织形式。
  《围屋》紧扣宗族来铺张有关内容。四个样点都围绕宗族展开分析,提出结论。客家人的宗族组织不及省内的广府与福佬二民系强大,可是仍然不可小看。客家人为了在与这两个民系共存的条件下共生,必然以宗族的形式组织起来,在宗族制度的庇护之下进行他们维持生计的活动。显然作者注意到文化适应的两个层面:1)社会制度和组织;2)包括工具在内的生产技术。二者的结合形成了广东客家人的生计整体,是他们的血缘、地缘、业缘组织相结合的中介。这种阐述问题的方式是比较独到的。因为他把宗族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将其看成是一种文化适应的手段,使之成为与生计方式相结合的本书的第二条主线。
  作者将宗族和生计作为两条相互交织的主线,在对客家人生计的透视中,指出宗族是客家处理他们与自然、与人事(周围族群与本群体内部的关系)的有效组织形式,并且揭示出宗族给客家人集体适应环境准备了物质基础--公尝田、义山等族产。作者剖析了客家人的冲突,既有发生在客家人与其他民系或者族群间的,也有发生在客家族群内部的。这种冲突是客家人生存能力的展示,虽然冲突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但同时它又具有联盟的和安定群体的功能,是客家人获得自我意识和行为意识的机制之一。
  作者在此基础之上深入透视宗族制度的前景并提出独到的见解。他揭示了宗族的古典结构和宗族复活的条件。他认为,历次的政治运动虽然破坏了宗族组织的深层结构,但宗族作为满足人们对血缘亲情需要的有效机制,不会轻易从农民的生活中消失,它将一直存在下去。外在的强制一旦放松,各种类型的宗族活动就会重新活跃起来。宗族是文化变迁的条件而非障碍。而文化变迁也并非是要消灭宗族。事实上,作为一种与国家权利平行的民间权利,宗族的存在有利于国家权利在民间的推行。宗族可以继续成为村落的内容,它可以和村庄的现代组织并行不悖,共同承担客家人不断地适应变化着的环境的任务。作者的这些分析和思考的过程,则是与西方汉学人类学家的对话过程。通过他们的讨论,关于宗族的观点更加系统、全面了。
  六、缪斯与社会科学家
  人类学家撰写民族志,不是用公式,而是用描述性的语言来准确地记录材料与阐释结论,同时人类学工作者所从事的工作是社会科学性质的,因此,他们时而扮演希腊神话中主司文学的浪漫女神缪斯的角色,时而扮演严肃的科学家的角色。另一方面,虽然有时候人类学工作者也有一些合作项目,而且重要的研究问题往往需要在一个多方位的田野文本内与他人进行协作,但在更多的场合,他们通常是一个人去做田野研究。而且,不少年轻的人类学工作者被要求单枪匹马的去从事他们的第一次田野工作。因此,在一般人的眼睛中,人类学家往往是孤独的。孤独的缪斯与科学家构成了人类学家的一幅流行画像。
  如果把文字的穿透力和理论的洞察力两种潜质妥善结合,确可产生研究的价值。《围屋》的作者恰恰达到了这一步。在遥远的山村,在泥夯成的围屋内,在异文化的氛围中,面对孤独的人生,作者静静地感受着四季的循环、感受着当地人的自我意识。他试图钻进他们的心灵去解读他们的生活世界。在作者身上,缪斯与科学家是兼容的,《围屋》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全书行文流畅简练,事例经过筛选,情节精心安排,虽不是文学作品,但读起来有些地方依旧能给人一种起伏跌宕、力透纸背之感,有的地方则令人眷恋和回味,有的地方让人感悟出生活的真谛。因为孤独,才有时间去反思对象。也只有孤独前往,才能更贴近对象,听到他们心脏的跳动,把握他们的脉搏。这正是人类学家研究文化比其他学科高明的地方。
  总之,《围屋》的问世,为理解客家文化的基础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客家学研究的不足,标志着客家研究正步入一个新阶段,即实证的阶段。作者所做的工作将给人以启发,推动更多的人们去揭示客家与环境的兼容和相异关系,透视客家适应策略的多样性,诠释客家文本整体。当然,《围屋》的研究毕竟只是一个开端,作者开垦的生计模式处女地,还只是挖过几锄头,撤下几粒种子,大量的荒地等待着翻耕,研究的前景十分广阔。衷心祝愿《围屋》能够抛砖引玉,带动更多的人关注同类问题,取得愈加理想的成果。
  (文章出自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客家研究辑刊》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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